父親是一九五二年來到雙林農(nóng)場參加工作的，屬于第一代天津農(nóng)墾人，當時十六歲。“他平日寡言少語，做事認真，雖然生活在那艱苦的年月，但很整潔”這是老一代人給他的評語。
記得我很小的時候，有一天父親回家時，左手及胳膊上纏滿了白色的紗布，腰微微的彎著，把我們一家嚇壞了，但父親只輕輕說了一句：“不小心摔了一下。”后來母親才聽人說，父親在工作時馬兒驚車翻到河里砸傷的。
當我十六歲的時候，接了父親的班，成了農(nóng)墾第二代。父親則帶著一身的傷痛病退回原籍了。臨走前，父親鄭重的找我談話：“好好干，爭取入黨。”這是父親一生中對我提出的唯一一次要求。當我二十六歲入黨回家報喜時，父親樂了：“看來干的還不錯，今晚喝兩杯。”
九十年代末，父親因患腦血栓的癥狀，來津治病，由于我在農(nóng)場派出所工作，經(jīng)常三五天才回家一次，妻子有時抱怨：“一走就是好幾天，回家啥也不干，就知道睡。”父親勸慰：“忙了好幾天，一定是累壞了，就讓他多睡會吧！”后來，父親搬到派出所宿舍住，和我的辦公室緊挨著。當他看到我們經(jīng)常匆匆忙忙帶上警械跳上警車出去辦案時，眼神中閃爍出不安和擔心。我們押回疑犯時，父親總是默默地過來給我們倒好水，然后關切的看著我們，我閑下來時就聊上幾句。一次工地施工時挖出一顆未爆的迫擊炮彈，在送往危險品倉庫的路上，為防爆炸，車上我小心的抱在懷里。平安回來后，父親沉默了許久，對我說：“做對了，這顆炮彈只有你抱才合適，其他同事哥們少，你下邊還有倆弟弟呢。”我腦海里不斷回想著父親的話。父親病情漸輕，臨回家前與我聊天時，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對我說：“你那一抽屜的紅本本是獎狀不？”我立刻對識字不多的父親匯報起工作成績：“這幾本是場里獎的，這幾本是局里獎的，這幾本是區(qū)里獎的，這幾本是市里獎的。”最后我拿出一本放在父親手上，告訴他，這是我的大學畢業(yè)證，是場里出錢供我上的，父親用那雙蒼老的手摸了許久，說：“有文化干的就是好啊！多干點，累不死人的。”
后來，父親再也沒來過。今秋的一個午后，父親走完了樸實的一生，安詳閉著雙眼，就像睡著了一般。由于國家政策的調(diào)整，我從警察工作轉(zhuǎn)到政工部門，但我會在新的崗位上更加努力工作，爭取更多的“紅本本”，來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。
（房地產(chǎn)公司 孟憲臣）
